王心一、邵学瑱|运输毒品罪的刑法定位与罪刑适应——基于我国西南某市151份一审刑事判决书的实证研究

来源: 发布时间:2021-05-12 10:54

  摘要:通过对我国西南某市151份涉及运输毒品行为的一审刑事判决书研究可知,实践中对运输毒品犯罪的处理呈现出对人身危险性考量不足、量刑普遍偏重等现象。而运输毒品行为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均较低,立法将其与走私、贩卖、制造毒品并列规定并不合理。建议将运输毒品罪单列,同时采用“数量加情节”的基准刑确认模式,重新设置该罪的法定刑并废除死刑。

  关键词;运输毒品罪;刑法定位;罪刑适应;实证研究

  文章来源:《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地项目“我国毒品治理的减害配套制度研究”(20JD026)

  一、实证研究:运输毒品罪的实践现状

  (一)涉案毒品数量巨大

  随着社会背景的转变,相比鸦片,当代毒品犯罪涉毒种类多集中于海洛因、甲基苯丙胺(俗称冰毒)和甲基苯丙胺片剂(俗称麻古)。本次调研案例所涉毒品种类也均表现为以上三类或多类混杂。就数量而言,如表1所示,A组无人犯罪所涉毒品数量不满10克;仅16人犯罪所涉毒品数量为10克以上不满50克,占比12.03%;其余117人犯罪所涉毒品数量50克以上,占比87.97%。B组仅6人犯罪所涉毒品数量不满10克,占比11.32%;16人犯罪所涉毒品数量10克以上不满50克,占比30.19%;其余31人犯罪所涉毒品数量50克以上,占比58.49%。

表1 两组涉及毒品数额情况对比

  1990年《关于禁毒的决定》将50克作为海洛因、甲基苯丙胺类毒品犯罪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重要节点。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在罪名适用、刑期划分、量刑影响因素等方面,基本沿用了该规定且一直适用至今。但实践中毒品犯罪所涉毒品数量日趋巨大,将毒品数量作为确定基准刑的唯一依据已呈现出一定的局限性。

  (二)行为人人身危险性考量不足

  首先,如表2所示,A组有3%左右的行为人属于累犯或毒品再犯,B组有30%左右;选择认罪认罚的行为人在A组中占比51.13%,在B组中占比26.42%;A组有27.82%的行为人被认定为从犯,B组有15.10%;另外,A、B组自首、立功情节均较少;坦白情节均较多。综合来看,此类犯罪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并不高,且A组行为人系初犯、认罪认罚、从犯的比例远高于B组,人身危险性相比B组更低。但结合上述量刑结果分析,在选择罪名的规范设计之下,人身危险性并未能在量刑结果中充分体现。

表2 两组量刑情节情况对比

  其次,据图1显示,A、B两组行为人的年龄均主要分布于20岁至45岁间,属于青壮年群体。值得注意的是,以30岁为界,30岁以下的各年龄分段,A组所占比例均高于B组;30岁以上的各年龄分段,B组所占比例基本高于A组,即A组行为人相较B组整体更为年幼。其中,A组20岁及以下的行为人所占比例已达8.27%,而B组20岁及以下行为人仅占1.89%。由此更加反映出,相比同时实施数行为,青少年在仅实施运输毒品行为一类占比更高。而面对趋于年幼的犯罪年龄,动辄15年有期徒刑的刑期并非一定是最佳的治理手段。

图1 两组年龄对比

  最后,实施运输毒品相关犯罪的行为人大多年龄集中于青年、文化水平较低、无固定职业。研究数据显示,两组行为人均初中文化水平占据最大比例,高中文化水平以上所占比例均不到20%,可知此类犯罪行为人的文化水平普遍有限。而在文化水平的限制之下,社会生活中较多的工作对此类犯罪的行为人而言都难以胜任。这一点从行为人的职业分布情况也能得到印证,A、B两组行为人大部分均为务农人员,基本上没有充足、稳定的收入,仅有小部分行为人为驾驶员、公司职员等。这反映出实务中多表现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为了并不高的报酬而去实施运输毒品行为,而结合上述量刑结果,15年有期徒刑集聚的现象并不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

  (三)量刑普遍偏重

  据统计数据显示(如表3),就法定四档刑期而言。其一,A组没有行为人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或拘役,占比为0%;B组有6人,占比11.32%。其二,A、B两组在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一档刑期的适用率均为3%左右,该档法定刑适用率极低,几乎被虚置。其三,就7年以上有期徒刑一档而言,A组有44人被判处了该档刑罚,占比33.08%;B组有21人,占比39.62%。其四,至于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这一档,A组有77人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占比57.89%;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占比6.02%;无人被判处死刑。B组有19人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占比35.85%;4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占比7.55%;1人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占比1.89%。

表3两组主刑刑期情况对比

  由此可见,行为人被判15年有期徒刑及以上刑期占比均近一半,不论是运输毒品罪还是包含运输行为的选择罪名,在司法实践中量刑普遍偏重。其中,B组行为人被判刑期相对均衡,而A组行为人被判刑期呈现出两头缺失,中间聚集的特征,且15年有期徒刑适用比例极高。

  二、原因检视:立法缺陷的现实表现

  对于司法实践中呈现出的上述问题,更多是因立法设置不合理而非司法适用不当所致,因为相关判决确实均系依据现行规范做出,并未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因此,原因检视应着眼于立法层面。具体来讲,在罪名设定方面,将运输与走私、贩卖、制造并列规定为选择罪名系不当扩大了运输毒品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在刑期设置方面,唯数量化确定量刑起点系不当限缩了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重要性。

  (一)罪名设置不合理

  我国刑法第347条规定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属于选择罪名,选择罪名既可以概括使用,也可分解使用,行为人不论是实施一个行为还是数个行为,均只构成一罪,而不实行数罪并罚。立法之所以规定选择罪名,是为了对日常生活中逻辑联系紧密、易同时发生的犯罪现象做规范的法律描述。因为各行为方式或行为对象所反映的社会危害性基本相同,所以均适用同一法定刑。但随着司法观念的转变和司法实践的发展,当某一选择罪名中的各行为方式或行为对象所反映出的危害性不再具有相当性时,再适用同一法定刑便会导致严重的罪刑不相适应。

  对于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四类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学者们各抒己见。有学者认为,走私、贩卖毒品犯罪社会危害性大于制造毒品犯罪,而制造毒品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又大于运输毒品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也有学者认为,如果没有运输毒品这一中间环节,毒品可能就无法顺利进入消费市场,因此不能认为运输毒品的危害性就一定比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的危害性低。笔者认为,没有运输毒品这一中间环节,毒品的确可能无法顺利进入消费市场,但这仅能说明运输行为与毒品进入消费市场存在因果关系,并不能说明运输行为与走私、贩卖、制造行为的危害性相当。且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四类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并非一成不变,其深受不同时期毒品犯罪形势的影响,且不同时期可采纳的最佳治理手段也不同。因此,评价某一行为的危害性应当立足于当下的具体犯罪形势与司法实践。

  一方面,立足于当前司法实践,运输毒品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比走私、贩卖、制造毒品行为更低,立法不应将运输毒品行为与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等行为并列规定为一个选择罪名。首先,据《2019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显示,境外输入已经成为我国毒品来源的主要方式。随着国内制毒活动或被打击或向境外转移,国产毒品数量已大幅下降,但因毒品消费市场仍未能得到良好的控制,境外毒品迅速输入从而补足相应需求。因此,就我国目前的毒品犯罪形势来看,走私毒品相比运输毒品的犯罪态势更为严峻,造成的社会危害性更大,要实现毒品犯罪的有效治理,切断境外至境内的运输路径比控制国内的毒品运输行为更加紧迫和重要。其次,相比贩卖行为,运输行为具有附属性。在任何时期,毒品运输多是服务于贩卖行为,若所运输的毒品并不会通过贩卖进入消费市场,其社会危害性是非常有限的,因此真正具有较大社会危害性的是贩毒行为,而非运输毒品行为。最后,制造毒品行为触及的是毒品的源头问题,且制造行为往往相伴与制毒物质相关的犯罪,遏制源头有助于从本质上打击犯罪,而运输行为既非源头,也未直接触及消费市场,具有中间性。综上,运输毒品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走私、贩卖、制造毒品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具有相当性,不宜将其并列设定在同一选择罪名之中。

  另一方面,行为人仅实施单一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显然比实施数行为的情况更低,适用选择罪名而不予区别对待不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如前述数据所显示,A、B两组行为人被判刑期差别并不大,不论是受雇佣运输毒品的行为人,还是既实施运输又实施贩卖行为的人,决定其刑期的因素主要是毒品数量,不会因为行为人实施了数个行为而对其加重处罚。立法这样规定的原因主要是避免重复评价侵害同一法益的行为,当行为人针对同一批毒品实施贩卖、运输行为时,仅侵犯了一个法益,作为数罪处理对行为人处罚较重。但笔者认为,行为人同时实施贩卖、运输行为相较于仅实施运输行为所侵犯的毒品管理秩序的程度更高,且行为人确有两个犯意、实施了两个行为,满足两个犯罪构成,且行为之间并无必然的牵连、吸收关系,理应构成数罪。因此,行为的单复样态对定罪量刑的影响应属重大,即使针对同一宗毒品,实施多个行为而不予数罪并罚的立法设置并不合理,因为“如果对两种不同程度地侵犯社会的犯罪处以同等的刑罚,那么人们就找不到更有力的手段去制止实施能带来较大好处的较大犯罪了。”

  因此,将运输毒品行为与走私、贩卖、制造毒品行为并列规定,既没有合理衡量运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小,也没有准确区分一行为与数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

  (二)法定量刑影响因素单一

  当前司法实践中先以毒品数量为量刑档次的选择起点,再根据法定量刑情节进行上下调动的量刑模式呈现出刻板化的倾向,具体表现为数量化的量刑起点标准僵化和行为人人身危险性呈现不足两大问题,其背后的原因均在于现行毒品犯罪法定量刑影响因素设定单一。

  第一,唯数量化的量刑起点选择标准过于僵化。毒品数量对于决定毒品犯罪量刑起点固然重要,但其并非唯一影响因素。一方面,现行规范的规定和司法实践的做法均体现出毒品数量对量刑的重要影响,核心原因在于所涉毒品数量的大小直接决定着行为人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程度的高低,数量越大,毒品所辐射的区域就越广,背后的交易链条就越复杂,陷入毒品犯罪和吸食毒品成瘾的人就越多。因此,有必要以毒品数量为基本基点设置量刑幅度。另一方面,确定量刑起点唯数量化过于武断。正如前述数据显示,仅实施运输毒品行为的犯罪所涉毒品数量总体上略大于实施贩卖、运输数行为犯罪所涉数量,但这并不当然意味着前者的社会危害性大于后者。因为其中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毒品运输行为获利来源于微薄的运费,而贩卖行为获利来源于巨额的对价,这对数量的要求并非等价;再如,毒品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与毒品纯度紧密关联,毒品产品中毒品成分以外物质的社会危害性极低,但在从严打击毒品犯罪的刑事政策背景下,立法并未明确毒品纯度鉴定制度,现行司法实践中往往也不予鉴定。据统计数据显示,188个行为人中仅有18个行为人(9.57%)犯罪所涉毒品纯度经过鉴定,且这些案件最终也没有依据鉴定结果折算纯度进而对法定刑幅度的选择产生影响,法院对于辩护人提出的毒品纯度较低应当从轻处理的意见均不采纳。该做法可能使得运输的毒品纯度高但重量低的行为人比运输的毒品纯度低但重量高的行为人被判处的处罚更轻,有违对毒品犯罪社会危害性的一般认识。

  第二,量刑结果对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呈现不足。罪刑相适应不仅包括与社会危害性相适应,还要求与人身危险性相适应。如上述调研数据显示,B组具有法定加重情节的行为人的比例明显高于A组;而A组具有法定从宽情节的行为人的比例明显高于B组,即实施运输毒品犯罪的行为人比实施走私、贩卖、制造行为的行为人人身危险性更低,但总体来看,A组的刑期并没有比B组轻缓。这主要是因为运输行为所涉毒品数量的拔高导致法定量刑情节所起作用非常有限、酌定量刑情节的适用较为薄弱,如主从犯的划分与认定混乱,初犯、偶犯等情节在判决结果中难以体现。而只有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均能在判决结果中得到充分体现,才能避免实践中不同案件判决结果近似千篇一律的现象。

  (三)刑期设定不科学

  我国《刑法》第347条就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规定了四档刑期,最高可判处死刑。如前所述,运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实施运输行为的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均较低,但3年以下有期徒刑零适用和3至7年有期徒刑低适用的调研结果反映出,运输毒品罪的法定两档较轻刑期几乎被虚置,实践中判处重刑的案件较多。究其原因,四档刑期的设定,从形式上看是划分细致的体现,但实质上有可能导致刑期割裂明显、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在运输海洛因、甲基苯丙胺一类毒品数量已经普遍超出50克的现状下,因仅有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供法官选择,故在并非数量特别巨大、情节非常恶劣的情况下,无期徒刑和死刑并不会被选择适用,由此导致行为人运输51克毒品与数百克毒品的量刑结果几乎没有差异,均集聚于15年有期徒刑,难以体现罚当其罪。

  (四)过度依赖刑法治理

  我国当前司法实践中运输毒品罪的治理是一个综合的问题。如前所述,实施运输毒品相关犯罪的行为人大多年龄集中于青年,且多数可能因文化水平较低因而无法胜任社会生活中的多数工作,最终导致其无固定职业,更无稳定的收入。而毒品犯罪活动对行为人的学历、职业技能等并无较高的要求,同时其获利又相对较高,这种特征导致许多行为人走上了运输毒品犯罪的道路。由此可知,要彻底治理当前我国实践中的运输毒品犯罪,既需要贯彻罪刑相适应,还需结合社会学、犯罪学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通过公共政策以及刑法以外的其他法律法规等进行综合治理,而不能过度依赖刑法的重刑治理。重刑惩罚固然能够对犯罪人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但期待仅通过重刑就能实现对运输品犯罪的彻底治理是不现实的,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实践的充分验证,在近年我国打击毒品犯罪力度持续加大的背景下,实践中犯罪所涉毒品数量反而日趋增加。

  三、应对策略:罪名设置的修改建议

  (一)将运输毒品罪改为单一罪名

  1.观点争议

  针对运输毒品罪的刑法体系定位,学界存在不同看法,并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以下三种主流观点:一是维持现行立法;二是废除运输毒品罪;三是将运输毒品行为从选择罪名中分离并独立成罪。

  (1)维持论

  支持维持论的学者认为,我国《刑法》将运输毒品罪与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罪并列规定确有必要。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其一,运输毒品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与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犯罪相当;其二,并列规定符合我国从严打击毒品犯罪的刑事政策,而将运输毒品罪废除或单列的做法都体现了对该罪从宽处罚的趋势,可能导致更多人参与到运输毒品犯罪中来;其三,贸然修改运输毒品犯罪的刑法定位不利于我国刑法的稳定、不符合我国的修法模式,应当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先通过指导意见和司法解释指导司法适用,待时机成熟、具体规定明确后,再对刑法进行修订。

  (2)废除论

  支持将运输毒品罪废除的学者认为,“运输毒品罪完全没有必要作为独立罪名加以规定。”“刑事立法将运输毒品罪作为独立罪名缺乏根基与必要。”“废止运输毒品罪可以使刑法的适用与刑法基础理论更加协调”该观点将运输毒品罪划分为三种行为类型,一是行为人本身就是走私、贩卖、制造毒品者,同时实施了运输行为,即前述实证研究中的B组行为人;二是行为人明知他人是走私、贩卖、制造毒品者,仍帮助他人运输毒品,或受雇佣、受指示运输毒品,即A组行为人中的一部分;三是前两类行为人利用不明真相的他人实施毒品运输行为。该观点在对以上三种行为模式进行分类研究后得出如下结论:实践中存在的多为上述列举的前两种情形,而这两种情形完全可以直接以走私、贩卖、制造毒品定罪处罚,即运输毒品罪并无存在的必要,应当予以废除。

  (3)单列论

  支持单列论的学者认为,要解决司法实践中处理运输毒品罪时存在的罪刑不相适应的问题,将运输毒品罪从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中分离出来单独设立是更佳的应对措施。具体而言,当走私、贩卖、制造者同时实施了运输行为,无论是同一批毒品还是不同批毒品,只要行为人的行为符合运输毒品罪的构成要件,便应当以运输毒品罪定罪处罚,同时还构成其他毒品犯罪的,应当实行数罪并罚。

  2.本文观点

  笔者认为,将运输毒品罪单列为单一罪名系该罪名最佳的刑法定位。一方面,维持论的观点既没有充分认识到运输行为与走私、贩卖、制造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差异,也不符合毒品犯罪“综合治理”的刑事政策,更不利于我国刑法适用的实质稳定。首先,对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四类行为社会危害性大小的分析需要紧贴司法现状,对此,前文已经结合调研成果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此处不再重复。其次,关于打击毒品犯罪的刑事政策,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待毒品犯罪采取的一直都是“零容忍”和“严打”的政策,但近年来已向“综合治理”转变。这主要是因为,根据毒品犯罪治理的经验,一味地从严打击并不一定导致良好的治理效果,反而可能导致犯罪态势愈发恶劣;相反,若做到该轻则轻、该重则重,实现罪刑相适应,可以更好地体现重刑的威慑力,发挥好刑罚的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功能。例如,在运输过程中查获的案件,当涉案毒品数量等同时,对于并无证据可以证明运输者就是走私、贩卖、制造毒品者,与确有证据证明运输者还对同一宗毒品实施了贩卖行为这两种情况,如果在量刑上均适用同一法定刑,虽然实现了对运输行为的从严打击,但同时也属于对贩卖行为的忽略评价。此外,这也为懈怠证据收集和认定、模板化定罪量刑的不当实践行为提供了契机,因为即使不能证明行为人同时实施了贩卖行为,其最终的量刑结果并无差异。最后,刑法追求的是对犯罪行为的有效打击和预防,而非形式上的稳定,要实现真正的稳定,就需要及时回应司法实践中暴露出的问题,至于具体方式,当然可以采取先出台意见、司法解释指引实践,再视时机修订法典的做法,这并不意味着维持现有立法是最优的选择。

  另一方面,废除论的观点脱离了司法实践,不具有可行性。从调研结果可知,西南某市2019年全年涉及与运输毒品相关的判决中,单构成运输毒品罪的行为人有133人,占比71.51%;其中有7人明知他人是走私、贩卖、制造毒品者,仍帮助他人运输毒品,属于共同犯罪,同时构成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罪的帮助犯。剩下126人均属于个人犯罪,其中部分行为人的确仅单纯实施了运输行为,对上下游走向均不明知;还有部分行为人具有明知的嫌疑,但缺乏相应证据。因此,对于以上犯罪类型均能用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罪予以规制的观点,笔者并不赞同。对于运输毒品证据确凿的犯罪嫌疑人,若并无证据证明其自身也是走私、贩卖、制造者,自然不能以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罪的实行犯定罪处罚;若也无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与上游走私、制造、贩卖者存在共同犯罪的故意,进行了犯意联络或共谋,也不能对其以走私、贩卖、制造运输毒品罪的帮助犯论处;此外,若既有证据能够充分证明行为人实施了运输毒品的行为,既具有位移的物理意义,也具有流通的功能意义,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处同样不合理。因此,实践中仍有大量案件需要运用运输毒品罪予以解决,该罪有存在的必要,不应废除。

  相反,将运输毒品罪单列的优势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第一,这有利于在司法实践准确定罪。现行司法实践中对该选择罪名的适用十分混乱,假设一个走私毒品的犯罪分子,入境后在国内继续运输毒品,不论认定其行为构成走私毒品罪还是走私、运输毒品罪,对量刑并无太大影响,所以司法人员在罪名适用上易显随意。而将运输毒品罪单列之后,前述案例中行为人的行为构成走私毒品罪与运输毒品罪两罪就非常明确。而对贩卖毒品的团伙定罪更加混乱,例如当贩卖毒品的行为人为主犯、运输毒品的行为人为从犯时,若认定主犯的行为构成贩卖毒品罪,而从犯的行为构成运输毒品罪,则该主从关系中的共同犯罪适用的罪名并不一致,一定程度上有违我国的共犯理论。若将主从犯的行为均认定为贩卖、运输毒品罪,固然能够实现罪名的一致,但当运输者对贩卖行为并不存在故意时,这种做法又不符合客观事实。而若将运输毒品罪单列,以上问题就都能归结为简单的想象竞合或数罪并罚的罪数问题进行解决。第二,将运输毒品行为单列成罪还有利于实现罪刑相适应。运输毒品罪单列后便不再与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罪适用同一法定刑,新的立法规定将结合运输毒品犯罪的特征设置新的量刑因素,根据运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重新设定法定刑,明晰运输毒品犯罪行为与其他毒品犯罪行为的罪数关系,便能够解决当下有关运输毒品罪的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罪刑不相适应的问题。

  (二)量刑起点确认应采“数量+情节”模式

  我国运输毒品犯罪的量刑标准采取的是唯数量标准,且刑法规定了具体的数值。就海洛因、甲基苯丙胺而言,10克、50克的数量标准至今已经适用了30年,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来临,毒品贩运的具体方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犯罪所涉毒品数量也日益庞大,立法规定量刑的具体毒品数值,虽然有助于指导司法适用,但也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不能做到与时俱进。从上述调研数据可知,运输50克海洛因、甲基苯丙胺至运输500克所判刑期均集聚于十五年有期徒刑,呈现出严重的罪刑不相适应,因此,将数量作为量刑的主要依据具有刻板化的缺陷。此外,运输毒品犯罪的行为模式多种多样,不同的行为模式体现出的社会危害性也有所不同,针对不同的行为类型应当体现出不同的刑罚结果。因此犯罪情节同样也应该作为确定量刑起点的标准。对运输毒品罪的具体修订可以参考《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罪的修订模式,即将运输毒品罪的具体毒品数量标准修改为数量较大、数量巨大和数量特别巨大的标准,并且同时辅之以情节标准作为补充,分为情节较重、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至于具体的毒品数量,可以根据各时期的禁毒形势通过制定司法解释予以调整,但这种调整并非一蹴而就的,基于当前我国的禁毒形势仍然较为严峻,上调现行立法规定的量刑数量标准可能导致实践中相关毒品犯罪案件的数量进一步增加,因此,目前不宜做较大的调整。但通过修法将固定数值改为概括式划分仍具有维持刑法的稳定性、灵活应对时代变迁的重大意义。

  (三)重新设置运输毒品罪的法定刑并废除死刑

  要实现罪刑相适应,除了规定合理的量刑因素以外,还需要设置科学的法定刑,在刑罚确定标准由“唯数量”变为“数量加情节”、法定刑幅度由四档变为三档之后,相应的主刑刑期设置可以变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拘役”“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即不再对运输毒品罪适用死刑。一方面,之所以要分为三档刑期,是因为三档刑期在适用减轻处罚的量刑情节时其所能发挥的作用更大、更为灵活,在重刑刑期的选择上不会过于局限;还有助于避免现行司法实践中的某档刑期被虚置的现象,促进量刑分布更加科学,更好地实现不枉不纵,罪刑相当。另一方面,废除运输毒品罪的死刑在理论和实务上均有依据。从理论上分析,毒品犯罪并非直接侵害人身体健康的暴力犯罪,其本质上是一种侵犯社会管理秩序的经济性犯罪,其并非最严重的罪行,对毒品犯罪规定和适用死刑缺乏正当性根据。且运输毒品犯罪在毒品犯罪中本就属于社会危害性较低的一类,应该以废除运输毒品的死刑为窗口,逐步打开毒品犯罪的死刑废除之径。从实践出发,以本次实证数据为例,A组行为人无一被判处死刑,包括那些运输的毒品数量非常巨大的行为人。由此可知,司法人员也认为对运输毒品罪适用死刑的必要性极低。即使个别行为人运输毒品特别巨大且主观恶性极大,对其适用无期徒刑也足以实现打击、预防犯罪的目的,废除运输毒品罪的死刑不会削弱毒品犯罪治理的实践效果。

  (四)综合治理

  前文已经强调,要彻底治理当前我国实践中的运输毒品犯罪,既需要贯彻罪刑相适应,还需结合社会学、犯罪学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通过公共政策以及刑法以外的其他法律法规等进行综合治理。我国实践中实施运输毒品相关犯罪的行为人大多年龄集中于青年、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普遍无稳定的工作和收入,而运输毒品犯罪活动对行为人的学历、职业技能的要求不高同时又具有较高的获利性等,在综合治理时应当重点关注这两方面之间的联系。此外,实践中毒品运贩的方式也是不可忽视的关键之一,笔者在实证研究时还注意到,实践中毒品运输的方式多种多样,包括人体藏毒运输、驾车运输、携带毒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运输和物流运输等。因此,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对运输毒品犯罪进行综合治理:第一,加快教育行业的发展以及加大扶贫工作力度从而减小贫富差距,更有助于从根本上缓解此类人群实施有关犯罪的现象,单靠重刑处罚是不够的;第二,对在实施该罪的行为人中占据了较大的比例的青少年人群,尽量采取“教育改造优先”的方针,过重的刑罚不利于其回归社会;第三,针对实践中出现的新型毒品运输模式加强监管打击,例如发展针对人体藏毒的检测技术、加强对物流行业的培训与监控管理等;第四,对实践中常见的毒品类型进行针对性的治理,例如重点关注海洛因、甲基苯丙胺的来源并及时控制,又如加强发展针对此类毒品的检测技术等。

编辑:周鹏程
审核:胡江、张永强